聚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助力需求侧改革”，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发布

本文字数：12471字

阅读时间：22分钟

昨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1年第一季度）于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联合主持，聚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助力需求侧改革”。

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许宪春、毛振华、李实、赖德胜、赵忠发表重要演讲。百度财经APP、网易财经、新浪财经、凤凰网财经、搜狐财经、WIND、中国网、好看视频、每日经济新闻、南都直播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逾120万人次。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教授赵忠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

报告就以下三方面展开：

一、中国的收入分配同时面临老问题和新挑战；

二、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

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措施。

中国的收入分配同时面临老问题和新挑战。

一、收入分配的基本情况

1、收入不平等严重，且不平等程度长期高居不下。基尼系数从2008年以后呈现出一定的改善，但总体仍处在较高水平，个别年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也出现了反弹趋势。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统计数据来看，最低20%的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最高20%的高收入户的10%，并且这种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

2、劳动收入份额有改善，但占比仍然较低。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走势呈现出U形态势，2000年劳动收入份额为51%，之后快速下降至2007年的40%，2008年后略有回升，目前在45%左右波动。总体来看，我国劳动收入分配有所改善，但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比如美国劳动收入份额长期维持在55%左右，这一方面反映出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初次分配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劳动生产力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

3、城乡差距显著，低收入家庭尤甚。2019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64倍，比2013年的2.81倍有所缩小，城乡差距整体呈现出缩小态势。从不同收入群体来看，将农村、城镇居民均划分为五个群体（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城乡差距并不像平均水平一样正在缓慢收敛，2019年和2013年农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大。

二、收入分配的老问题与新挑战

收入分配的老问题：

1、经济体制转型的因素。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要素配置方面，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收入分配从“大锅饭”体制向市场激励体制转变，资源配置和要素回报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而这一转型过程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

2、制度因素。城乡收入差距背后最主要的因素是户籍制度。区域差距更多表现为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归根结底也是制度因素在起作用。国家对不同企业的政策措施有所不同，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也不利于企业差距的缩小。再加上不同所有制形式和劳动雇佣制度造成不同所有制群体和不同雇佣制度群体存在同工不同酬的情况，这都增大了收入差距。

3、个人和家庭因素。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必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政策在个人和家庭禀赋以及人力资本培育中没有发挥空间，事实上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初等教育均等化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公共政策工具，这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必然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收入分配的新挑战：

1、技术进步。机器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自动化正在颠覆劳动力市场，目前的技术进步多是非中性的，主要是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早期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与体力劳动者相互匹配，提升了体力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而信息技术革命的进步更多偏向于脑力劳动者，这会加大技能带来的收入差距。

2、人口老龄化。老龄人口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不容忽视，这是因为当前社保体制以第一支柱（基本社保）为主，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发展并不充分，导致养老金替代率难以达到较高水平，中等收入群体在退休后有可能会滑入低收入群体，再加上老龄人口具有支出不稳定、医疗支出负担较高等特征，家庭的养老压力也会传导到正处在劳动年龄的收入群体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以及低收入群体都会受到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三、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地位。中等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和消费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已经明确认识到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性，对改善收入分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从现有经验来看，中等收入群体是企业家的重要来源，为社会创造就业和产出。另外，与低收入群体不同的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有很大一部分消费用于生产性消费和人力资本提升方面，这必然会对社会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中等收入群体还会通过消费渠道来促进就业和经济的发展。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显然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橄榄型社会”是学界和政策界公认的良性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当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低收入群体比例较大，所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于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会起到直接的作用。在促进消费方面，中等收入群体有能力、有意愿来进行消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也逐渐从生存性消费转向发展性消费。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特征

一、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政策和学术界并没有统一标准。定义中等收入群体依据的数据是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以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含）以上和200%（含）以下作为界限。之所以选择城镇家庭数据，主要是因为我国现在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如果以全部家庭数据来计算中等收入群体，那么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我国城乡差异的现实情况。从政策目标来看，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是缩小和消除城乡差距，因此以城镇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基准。另外，50%-200%的区间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有不同的界定，之所以采取绝对指标而非相对指标，也是为了更好地衡量有多少人群进入了中等收入群体。

从世界范围来看，采用绝对标准也是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划分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按照上述标准，凡是家庭年收入在17100-68400元间的家庭均归为中等收入家庭，凡是中等收入家庭的成员都归为中等收入群体。对比来看，北京、武汉、重庆、沈阳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是12000元、8040、6000、7860元，农村贫困标准是2995元，在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中低收入国家为6593-25791元，中高收入国家为25792-79804元。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特征

1、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近半数家庭为中等收入家庭。从2010年至2018年，中等收入家庭的比例由16.2%上升至46.5%。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CFPS抽样权重推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家庭大数为2亿户，覆盖人群6亿人左右，占2018年全国总人口的44%。从2010到2018年中等收入家庭比例大幅增长，从户主职业来看，户主就职于国有企业的家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户主就职于民营企业的家庭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另外也有部分户主没有从事工作，这可能是因为家庭其他成员从事工作。进一步可以看到从事农业劳动的经济活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有所上升，个体户基本保持不变，国有企业有所下降，民营单位有所上升。

2、中等收入群体存在显著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差异，东部占全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比例最高。在我国所有中等收入家庭中，东部占比最高，占比为40%，东北占比最低，仅为17%。各区域家庭中，中等收入家庭的比例不同。东部和东北地区高于全国比例，西部地区低于全国比例。

3、南部省份的中等收入家庭数量稍高于北部省份，高出的程度在历年调查中基本趋于稳定。

4、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占比不到2%。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家庭，工资性收入都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城镇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要略低于农村家庭，城镇家庭的转移性收入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家庭，但经营性收入低于农村家庭，城镇和农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都较低，且基本一样。

5、低、中、高收入家庭的收入结构有所不同。居民收入来源可以分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四类，高收入家庭的四类收入均明显高于中低收入家庭，从动态变化上看，高收入家庭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呈现明显大幅的上升趋势，从各收入成分的比例来看，中高收入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占比相差不大，且略高于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经营性收入占比均高于中低收入家庭。

6、居民支出可以划分为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等八个类别，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食品支出比例最大，居住支出占比次之。

7、从城乡中等收入家庭各项消费的相对比例来看，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区别，城镇家庭的食品支出和文化娱乐支出占比更高，农村家庭居住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占比更高，两类家庭在医疗保健支出、衣着支出和生活用品支出方面差异不明显。

8、中等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报告计算了2010-2018年间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分别为0.45、0.71、0.37，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这是因为其储蓄和投资占比更高，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这反映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不稳定性，因此会提高其预防性储蓄占比。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措施。

一、基本原则。第一，从保存量、扩增量同时入手。第二，着眼于三个重要方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稳步提高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保持收入的稳定，减少收入的脆弱性。

二、抓住农民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农民工群体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最主要的抓手。2018年，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活动人口中超过90%为农村人口。2019年我国有2.9亿农民工，如果加上农民工的家庭成员，则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国民人口。

1、农民工群体中中等收入人群占比较低。农民工群体有很大的潜力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农民工平均工资为4000元左右，如果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很有希望进入中等收入阶层。

2、农民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差异化的原因。首先是人力资本差异，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更低，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较好，但他评健康状况较差。其次是就业特征差异，农民工就业收入相对较低，大多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等，在私营部门就业占比更高，职业阶层较低，工时较长。

为扩大农民工收入群体，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帮助农民工尽快完成市民化。农民工由于户籍的限制在城市中面临就业、子女入学、社保等多方面的限制甚至歧视，我国目前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包括《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等。

2、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民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这与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3、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赋予农民工更多就业选择。很多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务工后很大一部分会回乡创业，带来了新的资本和信息，这是农民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过程，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方式。

4、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以长远眼光提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质量。长期以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务工的时长是不确定的，导致企业方和农民工本身都缺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技能提升的激励，当前平台化经济进一步凸显了再次技能培训不足的问题，我们要着眼于未来进一步提升农村年轻一代的人力资本。

三、借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高收入水平。发展多元化经济主体，经济活跃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收入水平，在这之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发挥中小微企业的作用。从现有数据看，中小微企业在各类市场主体中占比超过99%，企业数量已经突破1.22亿家，因此要提高收入，不可能回避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结合我国双创政策来看，中小微企业收入呈现出上升趋势，就职于中小微企业的家庭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非中小微企业。

四、提高劳动份额，改善初次分配格局。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包括：

1、经济结构的变化，我国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2、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3、贸易自由化可能通过资本品成本途径、中间投入品价格途径对劳动收入份额带来负面影响；4、国有企业改制，垄断加强，及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应对策略主要包括：优化发展模式、深化制度性改革、做好再分配调节、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注重城乡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

五、完善社保体系、稳定收入和支出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国民储蓄率差距相对有所改善，但绝对差距仍然较大。我国收入不确定性呈下降趋势，但支出不确定性导致收入对支出覆盖能力不稳定。收入的不稳定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收入水平受到意外事故的影响，例如经济危机、新冠疫情等，二是支出的不确定性较高，比如重大疾病等。因此，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完善和构建能够平滑收入和抵御冲击的社会安全网。从我国来看，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还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当中。我国储蓄率之所以较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比例较高。我国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处在下降趋势，但支出的不确定性仍然较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收入的脆弱性，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4%，收入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消费者信心指数一路走低，2020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直到7月以后同比才出现正增长。为了减少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我们要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稳定收入和支出预期。

六、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的潜在冲击。

1、技术进步会导致就业和收入的极化，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扩张，中等收入群体受到的冲击更严重，这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是不一致的。在实施适应技术变革时代的人力资本战略方面，一是对现有职工和人力资本的更新和提升，二是对下一代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培养，从而更好地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人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终身学习能力以及根据技术进步不断改变和使自身人力资本重生的能力等都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优化发展模式方面，从改变全球的价值分配格局来提升我国的劳动份额。

2、老龄人口有可能从中等收入群体滑入低收入群体；养老压力也会传递给正处在劳动年龄的中等收入群体。从生育政策的角度应对老龄化问题，实施积极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我国自2016年以来实施的二胎政策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说明这种政策无法提升我国的生育率，我国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从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入手。同时要采取多重措施延长人口红利，包括：推行弹性退休，激励劳动者延长劳动年限；纠正教育错配和过度教育，重视职业教育；提高女性与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农村人力资源的潜力，延长农民工在城镇务工的时间，通过在职培训等切实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

3、加强与技术进步相关的制度和政策研究，充实政策工具箱。现有政策工具并不足以应对技术进步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冲击，我们应该丰富政策工具箱，这需要经过严谨、可信的研究和论证，具体措施可以包括赋予工人对资本的所有权、数字要素、“全民基本收入”政策、针对机器人或自动化的征税措施等。

论坛第二单元，各位专家就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助力需求侧改革发表了重要演讲。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赖德胜主要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命题。本世纪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将其看作是改善收入分配、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的第一个背景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第二个背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基于国内外环境变化提出的一个主动的谋划。第二，中等收入群体有很强的成长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占比不断提高，从本世纪初期的不到10%，到现在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已经达到了30%。与此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共同富裕的要求相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还不高，发展水平还不平衡，根基也不牢靠。第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是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首先要稳住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要夯实基础，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韧性，避免中等收入群体向下滑落；其次，要使更多低收入群体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无论是稳定现有规模还是扩张新的中等收入群体，就业都是关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56%来自工资性收入，17%来自于经营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很大的比重也属于劳动收入。有就业就有收入，有高质量就业就有高收入，为此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

基于以上分析，他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增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促进就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第二，完善人力资本政策，特别是增加低收入群体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为产业结构升级释放出的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更好更多的环境和条件。第三，对重点就业群体精准施策。《纲要》提出，要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特别提到计划要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和农民工为重点，这是很有针对性的。第四，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就业链条较长，从投简历到找工作到落实工作有很多环节，因此需要健全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高质量的市场服务，同时，要加强就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包括就业指标、基础数据和指数的发布体系等。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实认为，当前我国提出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很大的背景是要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差距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一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低，二是收入差距处在居高不下的状态。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学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研究结论差异非常大。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关键问题是标准。为了避免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一套标准，不考虑中国的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而是把全球的一个标准用来测量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把全球总人口的收入分布的中位数确定下来，按照这个中位数的60%-200%作为一个收入区间，用以确定各个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按照这个标准，中国有30%左右的人群处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印度可能只有10%，美国可能会超过70%。这个标准的好处是在全球范围实现了统一，使国别之间的数据具备可比性。在收入差距方面，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我国的收入差距处在高位波动的状态，有几年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幅度较小，近几年又有所反弹，预计未来仍会处于交替上升下降的波动状态，不会处于长期稳定的下降趋势。

关于未来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趋势的预测，乐观情况下，未来15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率能够保持在6.5%的水平上，到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比可以达到45%。如果经济增长率降至4%，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比将小于40%；如果经济增长率仅有3%，和全球经济增长率几乎同步，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比将不会有所变动。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效应方面，如果中低收入人群转变为高收入人群是靠收入增长实现的，那么收入增长会带来两个效应：第一是价格效应，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如果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其边际消费倾向会有所下降，第二是收入效应，收入本身的提高带来消费的增加。

总体可以看到，收入效应远大于价格效应，所以总效应仍是正的。在加快提升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政策选择方面，低收入人群中低于中等收入群体下限90%的人群有93%，只有7%左右是介于90%和中等收入群体下限之间的；大概15%左右的低收入人群是下限与下限80%之间的群体。政策应当针对不同层级的人群，对他们实行不同的政策，让他们的收入尽快增长，使他们尽快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对于30%的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对这部分人群进一步加以识别，观察他们收入和就业的稳定性，进而通过一些政策措施，使他们能够稳定在中等收入群体当中。另外的问题是创业者和小微企业主，让他们的创业具备稳定性，就需要改善营商环境。从长期来看，要使得中等收入人群不断扩大、收入能够保持长期可持续的增长，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收入分配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2020年新冠疫情给各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然而全世界特别是欧美富豪的收入是增加的，穷人的收入是减少的，这是因为在各国量化宽松的背景下，大规模的货币投放使得拥有资产的人由于资产价格的上升而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关于收入分配调整政策，主要有四方面建议。第一，抓好应对疫情过程中的收入分配调节问题，对低收入工作岗位的流失情况予以关注。毛振华去年曾呼吁要向全体居民等额发放消费券，之所以要等额发放，一是显示其公平，二是要降低发放成本，当然也鼓励富人以及相当一部分高收入群体能够把消费券捐给更有需要的人。第二，在内循环和扩大内需方面要尽量考虑提高劳动者报酬。如果我们把居民划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会发现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很低，中等收入群体本来是消费主力，但由于社会安全网、房价等的限制，他们的消费意愿也不足，而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低下。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个人部门的划分来看，个人部门收入分配占比有所上升，但总体来看仍然偏低。为了扩大内需，促进内循环，我们要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者报酬。第三，在再分配领域中要聚焦公共政策方面的改革。在公共支出改革中，要注意把公共设施作为社会安全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税收领域中进一步出台彰显公平的制度，首先可以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其次要更为规范地减免个人所得税，地方政府将减免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作为吸引投资的手段，这是显失公平的。在公共政策改革中，一方面我们要鼓励创收创富，另一方面还要严格房地产交易中的相关税种征收。在社会安全网建构中，要综合考虑养老、教育、医疗等问题。当前教育的不均等化给未来收入分配调整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养老、医疗方面也迫切需要改革，比如养老方面可以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第四，在乡村振兴方面加强收入分配调整的相关工作。如何让乡村振兴成为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战略，这里面还有大量文章要做，比如可以动员民营企业来投身到乡村振兴工作中来，达到先富帮后富的效果。为了在农村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加大投入，其中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要考虑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毛振华强烈呼吁要彻底废除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变成农村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土地国有之后，农民获得的土地就成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这样农民也会产生原始积累，既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又能拉动经济增长，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主要分析了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及其对我们的一些启示。他认为，目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中存在几个关键事实：1、从八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再次加剧。2、中间阶层的空洞和中产阶级的消失可能是这一轮收入分配变化中的重要特征。从八十年代全球收入分配来看，1980年前1%高收入群体占全部收入的16.3%，2016年该比例达到20.4%。1980年最后5%低收入群体占全部收入的8.0%，2016年该比例为9.7%。简单通过传统福利主义来补贴底层并不足以弥补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目前在实施人类史无前例的减贫运动中取得了伟大胜利，然而在过去四十年中，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表明简单的扶贫并不能有效降低基尼系数。3、从世界各国经验看，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挤压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在过去四十年中，中间挤压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但是最近二十年中，非发达国家也出现了这种现象，我国中间收入群体的比重实际上也在下降。从现实来看，从1988年到现在，英国的典型事实全面突破了库茨勒兹倒U,也证伪了凯恩斯的发展平等。4、世界收入分配在高收入阶层的变化趋势十分相似。5、财富两极分化开始全面抬头。19世纪末期提出的节制资本、扶助劳工的思想到目前已经越来越模糊，很难精准化。财富的基尼系数目前也已经很高，其中美国最高，已经达到了85.9%。财富不公平问题比收入不公平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值得注意，0.1%与1%区域差别非常大，资产阶级出现明显的两级化。6、工资差异出现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创新型国家。7、税收等再分配手段在不平衡中的作用全面下降，甚至一些再分配工具成为不平衡的来源之一，比如传统的福利主义政策如果设计不好，反而会成为不平等的根源。8、对高收入群体征收税收越来越难。对富人征收实际税收率下降十分明显（创新者和高资本所有者更具有流动性和避税能力）。9、在不平等产生的几个环节中，生产环节更容易产生，这与技术革命和生产方式变革密切相关。10、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对于不平等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我们面临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上世纪解决不平等的方法可以解决我们目前的全球不平等吗？上世纪有德国模式、北欧模式、苏联模式、美国模式等，解决收入不平等主要有战争、福利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以及金融危机等，然而这些都存在各种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思考各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前瞻性地研究这些问题，争取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来为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中国方案”。针对于收入不平等问题，我们需要理出新思路，未来十五年应当借鉴过去四十年全球收入不平等现象中呈现出的新问题、新规律、新理论思考、新实践举措，从而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首先回顾了2020年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1、一季度经济遭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二季度迅速回升，三、四季度稳步回升。2020年一季度GDP下降6.8%，二季度迅速回升，增速达3.2%，三、四季度增长率稳步回升，同比增速分别为4.9%、6.5%。2、生产端看，第二产业受疫情冲击最严重，恢复最迅速，第三产业后来赶上。3、从需求端看，投资需求成主力，消费需求受疫情影响突出，出口表现超预期。4、新经济新动能在抵御疫情冲击、促进经济恢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里举高技术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两个行业的例子，尤其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一季度GDP下降6.8%的情况下实现了13.2%的增长，拉动GDP回升0.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若没有这个行业13.2%的增长，GDP下降幅度会更大。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该行业增加值增速逐季上升，全年达到16.9%的增长。其次，许宪春对2021年宏观经济发展进行了展望。1、受2020年基数的影响，2021年一季度，预计GDP增速较高，全年呈前高后低走势。2、生产角度看，第三产业有望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20年批发零售业的全年增加值下降1.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仅有0.5%的增长，住宿和餐饮业大幅下降了13.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下降了5.3%，这些受疫情冲击比较大的行业在2021年或会有较大的上升空间，第三产业可能会成为拉动2021年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3、生产角度看，新经济新动能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十三五”期间，2016-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2%，2017-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3.7%，尽管去年两个行业增速较快，但还没有达到“十三五”时期的平均水平，所以，这些新经济、新动能行业在今年应该还是能够做出贡献的。4、需求角度看，消费可能恢复对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作用。“十三五”期间的2016-2019年，整个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是61.1%，也就是六成以上的经济增长是由消费贡献的，四成左右是投资拉动的，净出口需求在“十三五”前四年则是负向拉动的。所以，我们看到消费需求还是有比较大的潜力。5、需求角度看，投资需求将保持稳定，出口在上半年仍可能保持强劲增长。投资需求方面，因为政策不会急转弯，因此对经济增长会保持较好的拉动作用；出口方面，因为中国疫情控制情况较好，而目前我国主要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的疫情仍比较严重，所以2020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保持了比较好的增长，今年年初的数据也表现出这种势头，因此出口会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

延伸阅读

转载请注明出处

并附带官微二维码

长按关注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成立于2006年，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CMF由人大副校长刘元春，人大一级教授、CMF联席主席杨瑞龙及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领衔，依托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一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优秀研究力量，同时诚邀知名研究机构专家，聚焦宏观经济动态和前沿性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季度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月度发布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不定期举办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发布专题报告，共累计公开发布研究报告600余份，参与联合研究专家逾500余位。成立15年以来，论坛受到各级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评价。